法国《费加罗报》、《快报》和《新观察家报》都将此次空难称为“离奇空难”。的确，大多数空难都发生于飞机起飞后或着陆前的15分钟左右，极少如此次AF447这样，在起飞后近4小时突然“断线”;担负此次航班的空客A330-200客机1998年4月投入商用，实际交付343架，在航341架，在航率之高在主力客机型号中屈指可数，此前从未发生过伤亡事故;此次神秘消失的AF447，2005年4月交付使用，已成功飞行870次，累计飞行小时2500个，3名正副飞行员的飞行小时数分别高达11000、6600和3000个，显然，这是一架照常理不该失事的飞机。

　　然而，这架不该失事的飞机偏偏失事了，且至今原因尚未查明。意外总是会有的，从前面提到的情况不难看出，对于此次离奇失事，人们很难苛责法航及其大股东———法国政府太多，毕竟有些偶发因素并非人力所能防范。

　　但事故发生后，不但乘客家属，许多媒体和评论人士都对法航和政府的表现不满。他们之所以不满，并非因为飞机失踪，乘客遇难了便苛责于人，而是因为有些明明能做的事，法航和法国政府并未做好、做到位。

　　据“西南法国”电视台披露的时间表，巴黎时间4点15分巴黎机场收到飞机自动发来的“电器故障”报告，当时已知飞机进入积雨云区，可法航方面直到7点多才向上汇报“飞机可能出问题”，此时，巴西空军救援飞机起飞，而同样在航线附近、可就近提供搜救支援的法国驻塞内加尔空军飞机却迟迟未曾起飞，12点30分巴西机场方面宣布“没有希望”，16点左右法国空军的两架搜救飞机才蹒跚起飞。倘航班正常飞行，此时AF447应已到巴黎了。可想而知，因亲人九死一生而在巴黎机场心急如焚的家属们，对法航和法国政府如此反应速度，会有怎样的感受。

　　当然也不是什么都慢，距离巴西方面宣布失事后仅90分钟，法航通讯主任弗朗索瓦·布劳斯就匆匆抛出“雷劈说”，并暗示法航没有责任，也不存在机械故障或人为失误的可能，这种轻率仓促的事故责任认定自然遭到媒体的一片质疑，《费加罗报》的文章称，飞行史上最后一次有据可查被雷电击毁的飞机坠落于1963年，此后的商业飞机均做了防雷措施，A330这样的新型客机怎么可能在雷区“不设防”?《解放报》的文章更指出，在那样一条成熟航线上，遇上雷电的概率本就很低，且早应有充分预案，若真的被雷劈坠毁，法航的责任只会更大。

　　更匪夷所思的还在后面。

　　据欧洲电视1台报道，当晚，法国政府负责交通运输的国务秘书多米尼克·比瑟罗表示，萨科齐总统将“可能在下周一”、“可能在爱丽舍宫”接见航班乘客家属，并称“总统希望届时可将实情告诉家属们”，可想而知正沉浸在悲愤中的家属们听到如此消息后的心情———最惨痛的空难，最可宝贵的生命，却要被搁置几乎整整一周，才能被排上第五共和国总统的议事日程。

　　正如观察人士所指出的，由于事故来得太离奇突然，即使法航、法国政府反应及时、应对迅速，也未必能如愿防范;大西洋不比纽约的河面，飞机即使迫降也很难成功，事后搜救希望渺茫，萨科齐的会见更只能是聊补人事。

　　但问题并不在此。

　　成立于1933年的国有航空公司，法航在此前的经营中便饱受官僚主义、人浮于事的诟病，此次空难发生后，法航高层该着急的不着急，该慎重的又不慎重，只能让这间国企在公众心目中的分数被再次压低;法国空军的迟缓，法国总统的漫不经心，则会让媒体和公众觉得，政府并未把生命、安全、社会责任这些最为大众所看重的东西放在理应放在的重要地位，只能令原本低迷的总统及政府支持率进一步低迷下去。

　　任何一个政府或责任单位，当公共事件发生后必须迅速做出妥善、负责任的反应、应对，也许最终不能力挽狂澜，但倘连能做的事都不去做，不去做好，必将引发公众的强烈不满。

　　据《新观察家报》报道，法国情报机构“调查与分析局”已紧急派出曾成功调查2000年8月协和式客机坠毁真相的阿兰·布亚尔为调查专员，宣称“将动用一切手段调查事故真相”，这种举措显然有“亡羊补牢”的危机公关之意，虽说为时已晚，但迟做终归比不做要好，做一点补救，终究比一点补救也不做要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