广告业不是一个新鲜的行业。

　　中国的广告业，曾因为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断十年。

　　改革开放以来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，企业销售商品的需求急增，广告业重新兴起，并在中国形成了一个专业化、国际化的广告市场。

　　恢复工商广告

　　“文革”刚过去，1979年1月4日，《天津日报》恢复刊登了第一条广告，“一石激起千层浪”，对这一条广告，外媒和香港媒体评价如潮。

　　今年85岁的王巨忱，自《天津日报》1949年创刊以来，一直负责报社的广告。王巨忱回忆说，1978年底，当时的总编辑石坚找到他，让他来恢复广告科，准备恢复报社的工商广告。

　　这是因为，当时，刚恢复《天津日报》总编辑职务的石坚，力排众议，在报社力主“必须恢复工商广告”。

　　说起当年恢复广告的初衷，今年已80余岁的石坚侃侃而谈。他回忆说，1978年底，在报社的一次全体会议上，他提出，要为职工谋福利，解决职工的房子问题。解决住房问题，就要挣钱盖房子；要挣钱，就要恢复工商广告。

　　话毕，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

　　对那次掌声，王巨忱记忆犹新：“那次会议，印象很深刻，大家听完很兴奋，鼓了很长时间掌。”广告科恢复后，王巨忱说，当时只有他一个人，阻力不小。他一个人骑着自行车，去找以前的老客户拉广告，想打开登广告的局面。然而，广告不好拉。

　　当时，他面临的形势是，全国经济几乎崩溃，物资匮乏，买东西还是要这个票那个票。“各个厂、企业都说没有广告费开支，只能做临时开支，企业还不愿把广告费计入成本。”这让王巨忱很无奈。

　　凭着老关系，王巨忱终于和天津牙膏厂谈下来第一个广告。这条广告的广告费是700元，与“文革”前的价格一样，没有任何改变。广告制作也很简单，靠手工绘制。王巨忱说，谈好后，他去百货公司的百货站找到一个美工，画了幅牙膏漫画，写上“蓝天牌牙膏”等字样，做出来第一个广告版样。

　　刚过完元旦，1979年1月4日，这一条牙膏广告在《天津日报》第三版的底部登出，仅占版面的1/10左右，非常不起眼。然而，这是改革开放之后，中国内地第一个出现在报纸上的商业广告。当时的香港《大公报》敏锐地评论道：“广告的出现犹如一声长笛，标志着中国经济的巨轮开始起航。”

　　第一条广告刊登后，广告逐步多了起来，报社的日子也越来越好过。到80年代，《天津日报》的广告就开始上百万，后来突破上亿元。《天津日报》在石坚恢复广告的主张下，用广告费为职工盖了宿舍楼，解决了报社职工的住房问题，人心大振。

　　“为广告正名”

　　在《天津日报》刊登出第一条广告10天后，距中国的春节仅两周，1979年1月14日，一篇《为广告正名》的文章跃然出现在上海的《文汇报》上。

　　作者丁允鹏，1964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，当年38岁的他，就职于上海广告公司外贸设计科。这是一篇“蓄谋”良久的文章。在发表文章前，丁允鹏所在公司总经理王庆元成立了广告恢复6人小组，在国内调研了解广告市场。

　　丁允鹏在文中说，“对资本主义的生意经要一分为二。要善于吸取它有用的部分，广告就是其中之一。我们有必要把广告当作促进内外贸易、改善经营管理的一门学问对待。”建议“我们应该运用广告给人们以知识和方便，沟通和密切群众与产销部门之间的关系”。

　　广告界人士认为，这篇文章，扭转了以前人们认为广告是“摆噱头、吹牛皮，资本主义生意经”的观点，吹响了中国内地恢复广告业的第一声号角。

　　紧随其后，1979年1月28日，农历正月初一，在春节这一天，中国少量有电视机的家庭，看到了内地有史以来播出的第一条商业电视广告，介绍保健酒——“参桂养容酒”。这一天，正好也是邓小平同志访美的第一天。

　　这条广告堪称是中国广告界最为简单的一则广告，仅仅是品名和联系方式的合成。职业撰稿人钟超军在《中国营销大事记》中写道，据上海广告公司总经理王庆元回忆，当时，本来准备播上海市药品公司的广告，但考虑到播出当天是农历春节，所以改成了“参桂养容酒”。

　　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第37天，上海台播出的这一条最为简单的广告，再次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关注，被认为是中国实行“改革开放”，重点发展经济的重要信号。